时间: 2024-07-08 00:33:25 | 作者: 环球直播app
产品概述:
埃德温·马厄,1941年生于新西兰,曾是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和播音员。2003年来到中国,成为央视英语频道首位外籍主播。
蓝色细框眼镜,一丝不乱的金发,浅灰色西装,脊背直挺,约略严肃的神情,不疾不徐说着英语——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面前的埃德温·马厄,一派主播范儿。面前的咖啡桌,瞬间就成了他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主播台。
来中国12年的马厄,终于找到了感觉。他的新书《找得着北》出版,作为对7年前他那本《找不着北》的回应。“现在,我可完全摸得清‘方向’——找到了归属感”,他笑道,“但是地理方向上,我还是有点找不着北”。
“有一次,我正主持着《今日亚洲》节目,导语读到一半,我的手机欢快地响了起来。我竭力掩饰惊慌的表情,也不伸手去拿手机,这样更露马脚。我努力用胳膊肘去按手机,希望能按到一个键让它闭嘴,不过一切都是枉然。我琢磨着,是不是这样结束新闻呢?如果您觉得听到了手机的铃声,那可能是您的手机,也可能是我的。最后,我决定还是不提了,可能有些观众还真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手机响了呢。”在新书《找得着北》里,马厄用他不动声色的冷幽默,讲述着自己在央视英语频道镜头前后的工作和生活。
他还入乡随俗地学会了衣服色彩所代表的中国式含义,“在一次报道中国南部一起矿难事故前,我猛地发现自己上班穿的是深色西服配红领带,于是赶紧把领带换掉。”
除了这些工作中的小插曲,马厄很乐于谈及自己的同事们,比如芮成钢,“2007年陆克文(凯文?拉德)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前夜,芮成钢要对他进行采访。在新闻室,芮问我采访‘我的朋友凯文’时要注意什么。我说,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哥们儿,你采访时都不应该叫他‘凯文’,而应该叫‘拉德先生’。但我的建议,他没听。”
到如今,马厄已经从事了近50年的媒体工作。他调侃道:“我从小学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在家乡新西兰勒文市每天送报。”
来中国之前,马厄在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担任天气预报解说员,在墨尔本早已家喻户晓,喜欢他的观众组织了“马厄欣赏协会”。“我报天气预报没有稿子,喜欢即兴发挥。一位小童子军来到电视台,想让我当晚报天气时用他花花绿绿的指挥棒,上面有他们第二天演出的宣传牌。”
直播中,马厄举起指挥棒说:“我跟那孩子说了,不能在电视上展示这东西,更别指望我在电视上帮他做广告,说什么明晚8点在市政厅会举行盛大的活动……”就这样,免费广告播了出去。这一小举动慢慢演变成大流行,人们纷纷送来各式各样的指挥棒。
“妻子过世后,我来到这座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俩过往的城市。对我来说,这就像疗伤。”跟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谈及来北京的初衷,马厄依旧难掩伤感。
2000年,陪伴马厄33年的妻子因癌症离世,悲痛让他离开了播音工作,接下来的两年里,“我好像在没有出口的路上游走。”
2003年4月的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,马厄的生活发生了转弯。他打开了放在厨房里的那台老古董收音机,胡乱调着频道,一阵噼里啪啦的噪音后,声音逐渐清晰起来,“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,我们在北京向澳大利亚广播。”
广播结束后,马厄“头脑发热”地给国际广播电台发了一封邮件,问对方想不想让他来培训播音员。3天后,他收到肯定的回信,于是他到了中国。2004年,马厄被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聘用,成为该频道第一位外籍新闻主播。
初来中国的马厄,对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充满好奇。工作之余,他东游西逛,开始了他称之为找不着北的“冒险”。有次马厄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煎饼,有个推销东西的老汉凑了过来,发现实在无法沟通后,老汉抓起他的手,把自己粗大的手贴上来,和他的手指对齐比大小。之后,老汉又用大拇指和中指夹起马厄手背上的汗毛,然后指了指自己没有汗毛的手,大笑着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。马厄诧异之余,笑言这个举动让他们彼此有了“肤”浅的认识。
当然,他也有许多“惊人的发现”。比如,他去超市买手帕却一无所获,中国同事告诉他:“我们过去用手帕,现在都用纸巾了。”马厄只好让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寄到中国,收到的手帕上印着“中国制造”。
12年过去了,马厄在找到北的同时,还有了一个“中国儿子”小徐。“刚来北京时去大钟寺玩,认识了小徐,他邀请我去他家。小徐的父母半句英语都不会,由于不能直接沟通,老徐越来越觉得不痛快。为了打破僵局,老徐拉来一把椅子,开始唱歌,打破了语言的障碍。”熟悉了之后,马厄还会在小徐家里一起过除夕,“鞭炮震耳欲聋的声响,让我感觉是在战场。”
“‘这是央视9套的埃德温?马厄。’总理伸出手,用英文清晰地说道:‘Nicetomeetyou。(很高兴见到你)’我也向他问好。当时我能说的中文最多不过是‘您好’,还有其他几个问候语。于是,我请翻译帮我转达。我说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领导人,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微笑。听完翻译的转达,总理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”
这个场景,发生在2007年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的颁发现场,该奖是政府授予外国友人的最高荣誉。马厄说:“那天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亮点。”
然而,让马厄始料未及的是,这些亮点也成为一些西方媒体攻击他的焦点:一个具有如此丰富新闻经验、在西方主流电视台功成名就的主持人怎么跑到中国的宣传机构去了?《洛杉矶时报》批评马厄“给所有西方记者丢了脸”。
马厄坦然应对:“这些批判者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。对新闻报道方式的批评,不仅仅是央视,也是每个国家电视台都要面对的。在一个机构工作,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个团队以及它的规矩。我只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经验,让这个节目更好。”
作为第一线的新闻主播,马厄主持了《新闻一小时》《环球瞭望》《中国24小时》等栏目。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,也向记者直言他所看到的问题:“雾霾爆表,交通拥堵,但政府实行汽车限号后,很多家庭就买两辆车来规避这个问题。还有,北京的房价远高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。”
2012年,马厄被授予在中国永久居住的权利。“之前我告诉过我的儿女们:也许有一天我早上醒来觉得自己经历的已经够了,就会决定回去。但那天一直没有到来,因为这里总有东西能让我留下。”
埃德温·马厄,1941年生于新西兰,曾是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和播音员。2003年来到中国,成为央视英语频道首位外籍主播。
蓝色细框眼镜,一丝不乱的金发,浅灰色西装,脊背直挺,约略严肃的神情,不疾不徐说着英语——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面前的埃德温·马厄,一派主播范儿。面前的咖啡桌,瞬间就成了他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主播台。
来中国12年的马厄,终于找到了感觉。他的新书《找得着北》出版,作为对7年前他那本《找不着北》的回应。“现在,我完全可以摸得清‘方向’——找到了归属感”,他笑道,“但是地理方向上,我还是有点找不着北”。
“有一次,我正主持着《今日亚洲》节目,导语读到一半,我的手机欢快地响了起来。我竭力掩饰惊慌的表情,也不伸手去拿手机,这样更露马脚。我努力用胳膊肘去按手机,希望能按到一个键让它闭嘴,不过一切都是枉然。我琢磨着,是不是这样结束新闻呢?如果您觉得听到了手机的铃声,那可能是您的手机,也可能是我的。最后,我决定还是不提了,可能有些观众还真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手机响了呢。”在新书《找得着北》里,马厄用他不动声色的冷幽默,讲述着自己在央视英语频道镜头前后的工作和生活。
他还入乡随俗地学会了衣服色彩所代表的中国式含义,“在一次报道中国南部一起矿难事故前,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上班穿的是深色西服配红领带,于是赶紧把领带换掉。”
除了这些工作中的小插曲,马厄很乐于谈及自己的同事们,比如芮成钢,“2007年陆克文(凯文?拉德)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前夜,芮成钢要对他进行采访。在新闻室,芮问我采访‘我的朋友凯文’时要注重的是什么。我说,不管你跟他是怎样的哥们儿,你采访时都不应该叫他‘凯文’,而应该叫‘拉德先生’。但我的建议,他没听。”
到如今,马厄已经从事了近50年的媒体工作。他调侃道:“我从小学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在家乡新西兰勒文市每天送报。”
来中国之前,马厄在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担任天气预报解说员,在墨尔本早已家喻户晓,喜欢他的观众组织了“马厄欣赏协会”。“我报天气预报没有稿子,喜欢即兴发挥。一位小童子军来到电视台,想让我当晚报天气时用他花花绿绿的指挥棒,上面有他们第二天演出的宣传牌。”
直播中,马厄举起指挥棒说:“我跟那孩子说了,不能在电视上展示这东西,更别指望我在电视上帮他做广告,说什么明晚8点在市政厅会举行盛大的活动……”就这样,免费广告播了出去。这一小举动慢慢演变成大流行,人们纷纷送来各式各样的指挥棒。
“妻子过世后,我来到这座没有一点人知道我俩过往的城市。对我来说,这就像疗伤。”跟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谈及来北京的初衷,马厄依旧难掩伤感。
2000年,陪伴马厄33年的妻子因癌症离世,悲痛让他离开了播音工作,接下来的两年里,“我好像在没有出口的路上游走。”
2003年4月的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,马厄的生活发生了转弯。他打开了放在厨房里的那台老古董收音机,胡乱调着频道,一阵噼里啪啦的噪音后,声音逐渐清晰起来,“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,我们在北京向澳大利亚广播。”
广播结束后,马厄“头脑发热”地给国际广播电台发了一封邮件,问对方想不想让他来培训播音员。3天后,他收到肯定的回信,于是他到了中国。2004年,马厄被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聘用,成为该频道第一位外籍新闻主播。
初来中国的马厄,对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充满好奇。工作之余,他东游西逛,开始了他称之为找不着北的“冒险”。有次马厄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煎饼,有个推销东西的老汉凑了过来,发现实在无法沟通后,老汉抓起他的手,把自己粗大的手贴上来,和他的手指对齐比大小。之后,老汉又用大拇指和中指夹起马厄手背上的汗毛,然后指了指自己不存在汗毛的手,大笑着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。马厄诧异之余,笑言这个举动让他们彼此有了“肤”浅的认识。
当然,他也有许多“惊人的发现”。比如,他去超市买手帕却一无所获,中国同事告诉他:“我们过去用手帕,现在都用纸巾了。”马厄只好让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寄到中国,收到的手帕上印着“中国制造”。
12年过去了,马厄在找到北的同时,还有了一个“中国儿子”小徐。“刚来北京时去大钟寺玩,认识了小徐,他邀请我去他家。小徐的父母半句英语都不会,由于不能直接沟通,老徐越来越觉得不痛快。为了打破僵局,老徐拉来一把椅子,开始唱歌,打破了语言的障碍。”熟悉了之后,马厄还会在小徐家里一起过除夕,“鞭炮震耳欲聋的声响,让我感觉是在战场。”
“‘这是央视9套的埃德温?马厄。’总理伸出手,用英文清晰地说道:‘Nicetomeetyou。(很高兴见到你)’我也向他问好。当时我能说的中文最多不过是‘您好’,还有别的几个问候语。于是,我请翻译帮我转达。我说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领导人,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微笑。听完翻译的转达,总理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”
这个场景,发生在2007年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的颁发现场,该奖是政府授予外国友人的最高荣誉。马厄说:“那天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亮点。”
然而,让马厄始料未及的是,这些亮点也成为一些西方媒体攻击他的焦点:一个具有如此丰富新闻经验、在西方主流电视台功成名就的主持人怎么跑到中国的宣传机构去了?《洛杉矶时报》批评马厄“给所有西方记者丢了脸”。
马厄坦然应对:“这些批判者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。对新闻报道方式的批评,不仅仅是央视,也是每个国家电视台都要面对的。在一个机构工作,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个团队以及它的规矩。我只希望有机会能够用自己的经验,让这一个节目更好。”
作为第一线的新闻主播,马厄主持了《新闻一小时》《环球瞭望》《中国24小时》等栏目。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,也向记者直言他所看到的问题:“雾霾爆表,交通拥堵,但政府实行汽车限号后,很多家庭就买两辆车来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还有,北京的房价远高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。”
2012年,马厄被授予在中国永久居住的权利。“之前我告诉过我的儿女们:也许有一天我早上醒来感觉自己经历的已经够了,就会决定回去。但那天始终没到来,因为这里总有东西能让我留下。”